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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手王福民在一次送餐途中受伤，维权时遭冷遇，他提起诉讼，又牵出一系列突破他认知的问题——老板是谁，劳动关系是怎样的，有哪些劳动保障……

　　王福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送餐12年，行业用工方式历经变化。他自认为是“驻店骑手”，为特定餐厅服务，但他发现：自己曾经“随手”点了“同意”的，是使他成为平台“众包骑手”的众包协议；为他提供薪水、投保的，则是平台层层转包的小企业，历经多次更换；平台的算法掌握着对他的奖惩权，但当他主张权益时，平台似乎隐身了。

　　维权的前提是劳动关系认定，许多外卖骑手却在这一环节面临困境。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近期发布一份报告，希望通过近五年的数百份有效判决来透视这一问题。通过采访，我们试图梳理出骑手们在工作中受伤后，申请赔偿的“堵点”，也借此观察新就业形态下，劳动关系与劳动权益之间存在哪些裂缝，又如何填补。

　　受伤之后，我的老板是谁？

　　今年1月，王福民在送餐路上摔了一跤，脑袋狠狠磕到路边护栏，导致颅内血肿。手术之后，他记忆变差，失去一部分劳动能力。

　　他想领取伤残补助金，但他服务的餐厅和曾管理他的人都没给他指明一条申领途径，反而把他移出了工作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用人单位要为所有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但王福民并不知道自己算是哪家单位的员工。

　　按他的说法，自己2014年起为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一个肯德基门店送餐。2024年9月，当地的肯德基配送业务从“宅急送”转包给顺丰同城，他也跟着穿上顺丰同城的黑色制服。

　　从此，他跑单既遵循“顺丰同城骑士”App列出的工作要求，也接受餐厅管理组和“小站长”的调遣。谁是他上级，一直有些含混。

　　王福民的维权诉讼启动之后，他的代理律师罗仪涵翻看了他手机里的各种劳务信息：深圳市众普拉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顺丰同城骑士”App运营方，与王福民签订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里面有准则性的工作纪律，比如要准时送达、不得妨害食品安全；王福民还与七八家配送服务公司签过《共享经济平台服务协议》，至少他的工资流水显示，多家注册在不同省份的企业先后给他打过钱。自2024年9月至出事故的2026年1月，王福民平均两个月换一个名义上的发薪主体。

　　罗仪涵对澎湃新闻表示，王福民对她解释，这些企业他不认识。协议经常更新，在他打开App时蹦出来，要他重新签署。他觉得接单要紧，都点同意。

　　后来维权时，王福民称无法查看到自己完整的跑单记录：原先的“宅急送”App已停用，现在“顺丰同城骑士”App只有近期跑过的单子。为此，他在起诉时，申请法院调取相关记录。

王福民已经无法看到完整的跑单记录。 受访者供图

　　王福民所签过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里写道：“您有权通过有权机关的指令要求众包平台提供与争议相关的资料。”协议未解释哪一些政府部门是“有权机关”。

　　澎湃新闻随机询问了多名骑手，他们手机上不同众包软件里的订单记录一栏，都只显示近几个月的订单信息。

　　而根据2023年人社部公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指引》第六条要求：“企业要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接单时间台账，确保劳动者可通过应用程序自主查询本人工作时间、接单时间等完整记录。”

　　层层转包，拉开平台与责任的距离

　　罗仪涵所在的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参与设立了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致诚中心”）。

　　致诚中心的前身是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该机构曾在2006年代理农民工徐延格诉肯德基一案。徐延格在肯德基上班的第九年，被要求改签为劳务派遣合同，一年后他被解约，拿到的赔偿缩水。这一案件最终以和解落幕，北京肯德基公司宣布将不再以劳务派遣方式录用新员工。

　　该中心近期发布的一份报告，追踪了2021年7月至2026年6月间全国31个省份的642份有效判决，以反映即时配送平台用工与劳动关系认定的状况。

　　报告认为，平台经济时代，对工人的管理、发薪与投保等事项被分拆给了不同主体，这种现象较为普遍。

　　为什么会这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萍曾在《过渡劳动》一书中写道，以城市为单位，外卖平台将配送等业务委托给大量平台加盟商、代理商，再对它们进行业绩考核。这是一种平台企业追求“轻资产”的组织方法。

　　孙萍描述，有一些加盟商、代理商，与人力资源公司、财税公司签订“业务外包”“转包”等协议。层层传导的压力之下，一些大代理商把自己的业务分包给小代理商，后者还可能分包给个体承包商……“一环套一环，像毛细血管一般。”孙萍写道。

　　但致诚中心认为，有一些转包更像是平台设计的责任隔离墙，比如王福民遇到的七八家发薪单位，是“批量新设、无人员、无资产的供应链或科技公司。运行逻辑是（与骑手）轮换签约”。

　　对照现在的司法实践，确认劳动关系往往要求劳动者指明一个具体的相对方。“要是骑手同时举出两家公司去仲裁，很可能被驳回。如果仲裁委的驳回理由是‘材料准备不充分’，法院不会受理诉讼，会让骑手多准备材料，再去仲裁一次。”罗仪涵说，接下去，“要是骑手仲裁赢了，仲裁结果是A公司赔偿，A不服，要去法院一审，如果（骑手）败诉，（骑手）再考虑要不要起诉B……真的会打上好几年（官司）的。”

　　罗仪涵对澎湃新闻表示，一些骑手想维权却不知道应该告谁，劳动仲裁与诉讼就会存在很多变数，容易久拖不决。

　　以2024年12月最高法发布的第42批新就业形态指导性案例为标志，各地法院逐渐运用穿透技术来审理相关案件，通过各种证据确定是否存在“支配性劳动管理”，进而判断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不过，致诚中心收集了230份法院穿透之后确认劳动关系的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倾向于把平台下游的二级商户认定为用人单位，没有大型外卖平台被认定为用人单位。

　　被“众包”之后

　　据王福民描述，他在过去的12年里，几乎天天跑外卖，请假要向“小站长”报批。下雨天，他想回家换一身衣服，但餐厅管理组和小站长打电话来，催他赶紧上线，他会服从。

　　他对门店有归属感，觉得自己“是肯德基的人”。

　　他手机里的“顺丰同城骑士”App显示，他从2024年9月到2026年初出事之间，跑了18199公里。

　　而如果看他签署的《众包平台注册协议》，他被定义为众包平台上的灵活就业人员：“您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安排通过众包平台预约成为该时间段内发布该配送需求的品牌用户的专属网约骑士，您根据品牌用户事先发布的特定时间段内的固定配送需求信息为其提供配送服务的行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认定为是基于劳动、劳务或雇佣关系的行为。”

　　要这么说，在顺丰同城注册后，王福民根据自身时间安排，可以不上线，也可以拒绝“小站长”；如果他没这样做，是他自己没意识到。

　　受伤后，王福民曾经历门店与“小站长”的推诿，差一点儿赌气自己退出群聊，好在后来接触律师，律师提示他要截屏。

王福民出事后，他工作的肯德基门店店长在他们微信群里发过这样一段话并@“小站长”。来源：致诚律师微信公号

　　现在，保留下来的群聊成为他提交的一份证据：聊天记录里提到了他的排班，证明他受过劳动管理。但另一些骑手只与算法打交道，需要维权的时候，拿不出这种聊天记录。

　　目前，罗仪涵正帮助王福民进行突破常规的“以一诉多”诉讼——同时起诉肯德基与顺丰同城两品牌的运营企业，以及一家发薪公司和一家投保公司，要求确认劳动关系。

　　虽然与顺丰同城签订的是“众包平台注册协议”，王福民一方认为他是一名驻店骑手，与穿梭于不同餐饮店的众包骑手不同。

　　骑手分多个种类，不同平台的说法也不一样。罗仪涵说，仅是“顺丰同城骑士”平台上的“骑手类型”就五花八门，有“同城兼职”、“社会兼职”、“供应商兼职”、“全日制专职”、“非全日制专职”、“供应商”。

　　一般而言，各平台上的骑手被大致分为接受站点管理的“专送骑手”与可自主安排时间的“众包骑手”。一般认为“专送骑手”是稳定的劳动力，“众包骑手”则是一种更灵活的劳动力，对平台运力起补充作用。

　　在劳动关系认定中，众包骑手往往更难确认用人单位——致诚中心收集的333份确认劳动合同判决中，230份显示骑手胜诉，其中专送骑手有83.0%胜诉，驻店骑手有58.8%胜诉，众包骑手只有7.3%胜诉。

　　随着行业的变化，出现了一些卡在专送模式与众包模式之间的折中模式，前述报告形容它们是“约束型众包”。比如，美团给众包骑手推荐的“乐跑”等活动，鼓励骑手在一定时间以内，通常是一周，服从排班和调度，换来更稳定的收入。淘宝闪购旗下的蜂鸟配送也有类似的“蜂鸟优选”。

　　这可以是一份众包骑手偶尔接受的临时工。但据澎湃新闻采访，有一些众包骑手循环报名相关活动，他们一旦在参与“约束型众包”活动中受伤，争取劳动权益保障时可能面临难题。

　　讨好算法的人

　　众包骑手通常靠在App里“抢”单，有的人每天跑单十二小时，在路上的时间比参与排班的专送骑手更多。他们是否感到自己“从属于平台”？

　　网络流传一种说法：众包软件奖励勤奋的骑手。有一些“众包大神”靠反复接距离远或要爬楼的单，获得更多的订单而月入过万。

　　在山东工作的“钻石级”众包骑手刘宝谦虚地对澎湃新闻说，自己几乎天天上线，一天十小时，但算不上“大神”。刘宝正在“养号”，也就是坚持接那些其他骑手不想接的单。刘宝相信算法会因此优先派单给他。

　　刘宝是一个努力挣钱的人，并不是刻意对算法展示自己的诚恳。要说对这份活计有什么不满意，他想了想，觉得现在平台把时间掐得过于严格，影响他接顺路的单子，赚得少了。

　　他不想进站点工作的原因是“不想受制于人”。

　　另一位众包骑手刘静也在自选的“工作日”上线十一二个小时。他表达了类似的意思，骑手可以靠“熬时长”获得一个能大量接单的众包账号。

　　他选择做一休一，上线的那一天努力接单，而不愿意多一个站长，天天鞭策他。刘静当过专送骑手，他回忆，当时一个同事送餐路上出车祸，看上去“瘸了”，但站长不给批假，让他接着送，怕影响全站的平台考核成绩。

　　澎湃新闻接触的骑手大都没认真读注册时的各份协议，刘静看过。他知道，在他所在的重庆某地当专送骑手，用人单位是“平台的外包公司”。他的主观想法是，那保障也好不到哪里去。

　　在海南跑众包的女骑手希月觉得，众包相较于专送自由一些，她看到要爬的楼太高，可以给客户打电话，协商一下，不像专送骑手要照顾站点的满意度考核。

　　她把送外卖当作照顾孩子以外的一份兼职工作，不想那么拼。但她不觉得送外卖只是一个临时工作。她能记住平台给不同行为的奖励：高温有补贴，有签到奖、午高峰奖，还有连续接单的一些小奖。

　　致诚中心的报告提及，平台的算法也参与了对劳动者的管理，因此应更多地对劳动者承担责任——它不在现场，但记录劳动者的行程轨迹、送达时长、差评记录；还能通过扣减服务费用、降低骑手账号的信用值来进行惩罚。

　　代理商，责任的末梢

　　不仅仅是各类骑手追溯劳动关系时，最多与平台的下游企业确认劳动关系，外卖平台始终置身事外，而且，澎湃新闻检索司法文书发现，一些对路人或者顾客发生的人身侵权案件的追责也止步于外卖平台的代理商。

　　2023年，吉林省长春市一名男子诉称自己患有心脏病，因外卖骑手敲门声音太大而摔倒受伤。他想绕过城市代理商起诉外卖平台，但因缺乏证据没有得到支持。涉事的代理商在招聘平台上自称有5000位员工，依托于某大型外卖平台，但工商信息显示其缴纳社保人数仅两百余人。

　　网络招聘骑手的信息。

　　也有一些乡镇代理商与外卖平台合作，交纳的保证金只有几万元。

　　澎湃新闻注意到，因为一些乡镇潜在的单量小、利润低，代理商做不起来，就会通过中间商转让代理权。中间商老吴对澎湃新闻表示，有些人在乡镇代理外卖平台的初衷是“方便照顾家庭”，近一年，平台继续要求代理商贴一部分钱，支持餐饮商家的红包活动，代理商越来越难做。

　　也有凭借很低的启动资金挣到钱的。山东人小春曾到沿海发达城市当骑手，后来回乡创业，代理了当地几个乡镇的配送活动，每个乡镇配三四个骑手。

　　小春觉得，代理商作为用人单位，为专送骑手缴纳工伤保险，这很公平：“你开个工厂、开个饭店，员工受伤了，第一个不要找老板嘛。”

　　这些小微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不及大型平台。但罗仪涵表示，致诚中心认为平台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并不是因为其“实力强”，而是因为平台对劳动者有一定程度的支配性，“想倡导的是一种朴素的法理，也就是收益和责任应当是相当的”。

　　她认为，一些骑手穿着平台制服，起到宣传和招揽其他骑手的作用，但法律上又独立于平台，这说不通。

　　致诚中心的看法是，应当穿透到算法，将平台与配送商一并列为共同用人单位，畅通骑手以一告多的渠道，再讨论各种不同用工情况对应的权益。

　　今年7月1日起，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下称新职伤保险）试点扩围至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澎湃新闻注意到，接受采访的小型代理商对此表示欢迎。

　　该保险此前经过4年多的试点，由平台企业按单缴费，并不以劳动关系为前提。

　　但致诚中心则提醒，一些骑手只想要通过各类保险获得救济，不走确认劳动关系流程，这有一定的代价。例如，商业保险以保单限额为天花板，不支持包括长期护理在内的大额项目赔付。

　　对照去年4月公布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试行）》与2010年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相较于一个有用人单位的职工所能享受的工伤保险待遇，新职伤保险能给予的职业伤害保险待遇，还有难以覆盖之处。

　　刘静习惯通过自学法律了解相关规定，作为时间自由的众包骑手，他更需要清楚自己什么情况下能获得保障。

　　（王福民、希月、小春为化名。）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张振瑶 梁青青 张策 编辑 彭玮 设计 白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