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均发布公告，自9月28日交易起，进一步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统称合格境外投资者，QFI）可交易品种范围，新增开放23个期货、期权合约。截至目前，QFI可交易期货、期权品种覆盖能源、金属、化工、农产品、新能源等多个领域。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QFI可交易期货、期权品种扩容不仅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可使用的风险管理工具进一步丰富，更反映出我国期货市场对外开放正由单一品种开放逐步走向制度型、规则型开放。随着更多国际产业客户和机构投资者进入境内市场，期货市场流动性、价格发现效率和国际影响力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也对跨境监管、异常交易监控和市场透明度提出更高要求。

QFI交易工具箱持续扩容

日前，上期所、郑商所、广期所均发布公告，经证监会同意，自2026年9月28日交易起，进一步扩大QFI可参与的商品期货、期权交易范围，共新增23个期货、期权合约。其中，上期所新增开放氧化铝、铸造铝合金、丁二烯橡胶、胶版印刷纸期货，以及上述品种对应的期权；郑商所新增开放棉花、烧碱、丙烯、苹果、红枣、棉纱期货，以及棉花、烧碱、丙烯、苹果、红枣期权；广期所则新增开放铂、钯期货及铂、钯期权。

经过持续扩围，目前QFI可交易期货、期权产品数量已经超过100个，覆盖能源、金属、化工、农产品、新能源等多个领域。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境内市场进行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更加丰富，境内期货市场开放体系也由早期的重点品种试点逐步走向多品种、多领域覆盖。此外，QFI投资范围持续拓展，也进一步提升了境内期货市场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从品种开放走向规则开放

此轮扩容带来的不仅是交易品种数量的增加，其背后还体现出境内期货市场对外开放逻辑的变化。

南华期货研究院高级总监边舒扬表示，境内期货交易所进一步扩大QFI可交易品种，本质上是从“少数国际化品种试点”走向“全品种、全资产、规则对接”的制度型开放。

在边舒扬看来，境内期货市场开放正在从通道开放转向规则开放。先前更多是单个品种逐一开放，如今则呈现批量纳入特征，反映出市场更加重视统一规则、统一结算和统一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近期开放尤其体现出滚动式、清单式推进的特点。

更多商品向境外投资者开放，也有利于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大宗商品贸易中的影响力。边舒扬表示，把越来越多商品品种对外开放，意味着能够将全球产业客户、贸易商和基金引入境内期货市场，推动“中国价格”进入国际贸易报价体系。

东证衍生品研究院产业咨询资深分析师吴奇翀认为，QFI可交易品种范围的扩大，也反映出境内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和风险控制能力日渐成熟。

与此同时，期货服务实体经济的半径也在进一步拓宽。吴奇翀表示，境外产业客户参与境内期货市场后，可以直接对冲其在华现货风险敞口。品种扩容意味着期货服务对象由境内企业进一步延伸至境外企业，期货工具正在成为稳外贸、稳产业链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

此外，大宗商品贸易也是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重要场景。吴奇翀表示，境外机构通过QFI参与境内期货交易，涉及人民币结算、汇兑和跨境资金流动，也为人民币跨境使用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应用场景。

外资入场有助于提升市场效率

开放范围扩大之后，境外资金也逐渐改变了境内期货市场生态。边舒扬认为，外资机构入场，首先将提升市场流动性和深度。QFI机构中包括资管机构、银行、主权基金、养老金和CTA等，它们能够为市场成交量、持仓量带来增量。特别是在期权市场，境外机构参与后，有望推动买卖价差进一步收窄，提高隐含波动率定价效率，并使跨月套利等交易更加规范。

其次，境内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也将更加“全球化”。边舒扬表示，外资机构会将全球宏观研究、跨市场套利以及基差、日历价差、裂解价差等成熟交易体系引入境内市场，使境内期货市场价格更快反映海外供需信息，减少因跨市场信息传导不畅造成的价格偏离。

吴奇翀同样认为，外资入场有助于显著改善市场流动性。尤其是对冲基金和宏观策略基金，资金体量较大，交易频率较高，可以增加成交量和持仓量。流动性提升后，买卖价差有望收窄，产业客户套期保值成本下降，大额订单对市场价格的冲击也会减弱。

不过，定价效率提升的同时，市场短期波动也可能有所加大。吴奇翀表示，外资机构往往拥有成熟的量化模型和丰富的跨市场套利经验，其交易可以更快地修复价格偏离，使期货价格更贴近真实供需，但部分交易策略在短期内也可能放大市场波动，效率提升与短期波动加剧可能相伴而生。

更深层次的影响还在于竞争格局的变化。吴奇翀认为，外资机构进入后，将倒逼境内期货公司加快从传统经纪业务向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跨境服务转型，同时推动本土投研体系进一步与国际接轨，促进基本面研究与量化模型深度融合，加快专业人才培养。

因此，在扩大开放的同时，也需要同步升级风险管理能力。吴奇翀认为，应持续完善异常交易监控机制，动态评估不同交易主体的交易行为；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提高市场整体透明度；针对外资行为涉及多法域交易带来的监管问题，还需深化跨境监管合作，完善穿透式监管。对于部分具有战略属性的能源、粮食类品种，则需要在扩大开放与防范过度投机之间保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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